那吞噬地狱烈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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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霍的诗具有含混不清却又生动鲜活的复杂性,那无法把握的奇妙常常令人赞叹不已,清晰、谵语、悖论、战栗、狂野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诗歌特点。他的诗歌具有一种罕见的穿透力,使人心碎、使人震惊,使人猝不及防。

聂鲁达为他写过两首献诗,并在诗中这样描述他:“你结晶中的结晶,火焰中的火焰/红色岩石的光线。”

他的诗集英译者约翰·克内普夫勒这样评价他:“其他美洲诗人也有能力创造他那种令人惊讶的隐喻,但就我所知,没有谁可以把一个人与可怕的自我,与其可怕的时代关系表达得如此准确和宽广。他抽泣,他透视自己,他沉思;他做每个人做的一切不可想象的事情。”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诗歌界开始零星介绍这位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陈实、王央乐、索飒、赵振江、陈黎、张芬龄等等都曾经翻译过他的诗作,在《当代国际诗坛》,《拉丁美洲诗选》《世界反法西斯诗系》,《子夜的哀歌》《世界文学》等等书刊上都有过一些介绍,但一直没有一本诗人各阶段作品的集合。终于,2007年,诗人黄灿然由英文转译的《巴列霍诗选》出版,2014年,翻译家赵振江又出版了《人类的诗篇》,至此,我们才有幸读到这位传奇诗人的大部分作品。

巴列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他的诗既狂野又原始,充满了异域风情的魔力,又具有浓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诺贝尔奖得主聂鲁达曾说过,“我爱巴列霍,我们是兄弟”。《卡塞尔文学百科全书》引用了英美及欧洲评论界的意见,认为巴列霍是当代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范围来说)的一个“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最”字,并未用得过分。特别是西班牙语系的当代诗歌,都受巴列霍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列霍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

巴列霍1892年出生在秘鲁的北部山区的圣地亚哥·德·丘科,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牧师后裔,母亲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巴列霍是个混血儿,家庭中12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巴列霍从小受到家庭双重的影响——基督教和印第安文化。

国际学界对巴列霍的研究,侧重于他诗歌的政治性和宗教性,而构成他诗歌的几个重要元素——自然,上帝,亲情,野性的冲动无一不与他的家庭有关。他活着,用童年来回忆,用上帝来安慰心灵。在这里,一个悖论出现了——基督教的一神论和印第安部落的太阳神及多神论。一方面,受信教家庭的影响,耶稣基督一直是他的精神诉说对象,另一方面,印第安那赞美光明,崇尚自然的原始情怀始终深藏在他的血液中,一旦触发了他的诗歌引爆点,必将放出异样的光芒。

多年之后,当他经历了生命中各种大不幸,当他将自己的痛苦和人类的痛苦,用诗歌表达出来时,一种全新的、颠覆了古老的西班牙语的“巴列霍式”的诗歌出现了。这是杂糅了直接又隔离、晦涩又激烈、现实的与超现实的、粗粝又难以理喻的诗歌语言。

比如:“这么热,使我感到冷/忌妒我姐啊!/狮子舔我影,/老鼠啃我名,/灵魂我母啊!”(《这么热,使我感到冷》),这种意象的组合,语言的荒谬使读者大为吃惊,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写作,使得巴列霍的诗歌增加了翻译的难度,黄灿然先生和赵振江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们无不几易其稿,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作者的原有风貌。

秘鲁当代的文学评论家马利亚特吉曾这样评价巴列霍的诗,他说:“巴列霍在秘鲁开了一代诗风,秘鲁土著民族的感情,是有了他才开始在文学上得到表达的。”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这样评价他:巴列霍的诗歌,没有防御,无限地富于人性,合理地愤怒,一年比一年坚固,一年比一年不可替代、无可匹敌、令人心碎、经典。

巴列霍缘何创造出这种难解的诗歌语言来?有研究者认为,巴列霍是依靠这种发人深省的经验,而不是隐喻。这是一句看似有道理的话,因为所有有自觉意识的作家,都在用生命和经历写作。而具体到巴列霍身上,情况便不同了。

因为巴列霍是一个吞噬痛苦的诗人。他中学未毕业,因家境贫困便开始自谋生路,当过乡村教师和厂矿职员,1910年和1911年连续两年,他曾先后在特鲁希略大学和马的圣马可大学注册,皆因经济困难而退学。1913年,他进了州府特鲁希略大学,攻读哲学文学系,那时起,他一直半工半读,用当小学教员的收入支付大学学费。

1917年,巴列霍来到了利马,在圣马可大学文学系学习,作为混血儿的巴列霍来到这里,感到既新奇又压抑,从安静辽阔的安第斯山脉到了繁华都市利马,从印第安乡巴佬成为一个城里人,如此强烈的反差,其中的世态炎凉使他感到迷惘和不安。

在利马,仍然是缺钱。生活的贫困常使他喘不过气来,但好在他还年轻,有足够的精力谋生,此时他结识了一些社会贤达、诗人学者,并受到他们影响,与他人一起创办了《我们的时代》杂志,进行文学活动和创作。191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黑色使者》。

其实早在上中学时期,巴列霍就开始写诗,这部诗集中收录了他早期的和到利马后的诗作。诗集一经出版,便受到评论界和周围诗人的好评,这更增强了他写作的信心。

可是不测悄悄降临。1920年,巴列霍回乡探亲,在参加圣地亚哥纪念庆典时因“带头袭警闹事”被通缉,经过一段东藏西躲的揪心日子后,终于被当局逮捕入狱。巴列霍在牢中究竟经历了什么,已经无更详尽的资料记载,在狱中他写下了一些诗,有关怀念母亲的(坐牢期间,他的母亲去世),爱情诗,生命与死亡思考及狱中生活,可以看出,坐牢经历对他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他复杂的情感在表达时产生了压迫感、紧张感,生成了亦真亦幻的超现实表述语言。

1921年,迫于学生和知识界的压力,当局政府暂时释放了巴列霍,同年,他创作完成了《特里尔塞》这部诗集,并于次年出版。这部诗集不同与第一部《黑色使者》,如果说前一部还有明亮温暖的底色,到了这部诗集则充满了扭曲变形的语言,帕雷霍研究翻译巴列霍的学者、诗人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部诗集是最具翻译难度的。就连巴列霍自己也说“构思和创作诗歌所用的语言的语调是不可替换的。所以,最优秀的诗人,其诗是最难翻译的。”

今天,当我们读到巴列霍的诗篇有一种天灵盖被猛然敲击的感觉,他替我们写出了难以书写的秘密。

出狱后的巴列霍仍回到利马教书,开始写作小说《在生与死的背后》,并一举获奖,此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音阶》和诗化中篇小说《荒野寓言》,1923年,正值诗人创作高峰期,不料有传言说,巴列霍的案子有可能要重审,闻讯后巴列霍再次逃亡,不过这次是搭船逃往法国巴黎,此去一别,诗人再也没有返回故乡。

二十世纪初。法国巴黎成为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各种主义、流派在巴黎破土发芽。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进化论等等风行学界,世界各地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艺术家云集于此,可谓大师遍地。

1923年7月,巴列霍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到达了巴黎,他的流亡生涯由此开始。初到巴黎,他几乎饿死,加之疾病,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知晓在那段时期他以何为生,但是通过他的一些诗歌可以看出,“面包、痛苦、饥饿”等字眼时常出现在他诗中,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如意,遥远的安第斯,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只能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了。

虽然只有孤独和饥饿与巴列霍相伴,但他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像所有汇集到巴黎的艺术青年一样,他接受新的艺术思潮,结识新的朋友,直到1925年,他才在一家通讯社找到一份记者工作,有了较稳定的收入,并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助学金,同时他还为两个刊物写稿,可以说,这段时光是巴列霍生活上最舒适的两年。1927年,他辞去工作并拒绝接受奖学金后,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并一直持续到去世。

今天,从巴列霍的书信集中,可以读到许多让人感慨的段落,有许多几句话甚至一句话的电文向朋友告急:“四月份身无分文。”“病了,请多少电汇点钱来。”

在经济困顿和精神迷惘的双重危机下,巴列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年,巴列霍加入了西班牙,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访问了苏联,1930年,他第三次访问苏联。回到巴黎后,他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为这个新的制度鼓与呼,并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巴列霍与妻子诺尔热特·菲利帕尔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不得不返回西班牙居住。

自从流亡欧洲后,巴列霍的诗歌创作明显减少,访问苏联后,创作了小说《钨矿》,更多的是发表一些通讯报道和访苏见闻。

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世界各地的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参加了国际纵队,拿起武器,加入了反法西斯战斗,比如,乔治·奥威尔,海明威,兰斯顿·休斯,西蒙娜·薇依,马尔希维查·H等等。革命的激情召唤着巴列霍,1932年返回法国的他,再次回到西班牙,投入到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中去。愤怒使诗人再次提起笔来,写出了著名的诗篇《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疲劳的岩石》《群众》等。而这本《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小诗集,由前线的西班牙共和国战士筹资印刷,但因战事紧迫,未能出版。

1923年到1937年间,巴列霍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在诗歌创作中融入各种不同的元素,成为一名真正的先锋主义诗人。这时期他创作的这些诗歌被收入《人类的诗篇》,但在他生前未能面世。

流亡的生活,严重损坏了巴列霍的健康,他时时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不仅经济困顿,最初的感情生活也一直不如意,先后与几个女人同居,直到1934年才正式与吉奥尔吉特结婚。信仰的迷惘也使他处于精神躁乱中,没能让他过上好日子。

1938年4月,巴列霍因发高烧住进医院,医生查不出病症,大多数医生认为巴列霍是饿死的,后来也有人猜测他是因积劳成疾。4月14日,一个下雨天,那是星期四,正如他诗中预言的那样“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也许在秋天的一个星期四/就像今天”。这天巴列霍陷入了昏迷,翌日,玄妙的时间和空间,把他带入了死亡的黑洞。

痛苦和死亡是巴列霍诗歌中永恒的主题。了解他的生平之后,大约能够解释他的痛苦由何而来——大到印加帝国被殖民的痛苦;底层人民遭受的痛苦;战争的痛苦;社会不公的痛苦;生离死别的痛苦;小到经济拮据的痛苦;有家不能归的痛苦;疾病的痛苦;恋爱的痛苦;失业的痛苦……巴列霍的痛苦无边无沿,正如他写道:“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活着的生命,我也仍然会遭受这痛苦。”在巴列霍看来,他的痛苦与生俱来,没有父母,也没有子嗣。

痛苦使巴列霍愤怒,愤怒令他使用了暴烈的语言,《愤怒把一个男人捣成很多男孩》“穷人的愤怒/拥有一块铁去对抗两把匕首”饥饿使他写下了《饥饿男人的轭》“一片面包,也不给我?/现在我不必成为我永远必须成为的……”而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对,死亡。这就是我们读到巴列霍诗篇时最直接的感受。死亡贯穿了他全部的生命,父母之死、兄弟之死,战士之死,情人之死,邻居之死,不相干的人之死……这是人类无法逾越的屏障,也成为巴列霍反复歌咏的主题。他用诗句直接对抗死亡,直到死亡把他的诗歌分裂为一颗颗射向人心的子弹。正如他那句流传甚广的诗句“杀死死亡!”

巴列霍的诗具有含混不清却又生动鲜活的复杂性,那无法把握的奇妙常常令人赞叹不已,清晰、谵语、悖论、战栗、狂野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诗歌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言:“诗人用另一种方式发表他的预言:用含混的和说不清的、却是生动的和可靠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暗示人类的生气蓬勃的未来及其无限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诗歌具有一种罕见的穿透力,使人心碎、使人震惊,使人猝不及防。

巴列霍一生写了300多首诗,生前只发表了一半左右。孤独贫困了一生的诗人巴列霍,生前从未想到过他死后的殊荣——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当上半世纪的“先锋”作家们渐渐失去头上的光环时,巴列霍才显现出他独有的先锋意义。

巴列霍生前出版过诗集《黑色使者》,诗集《特里尔塞》,长篇小说《钨矿》,此外,还发表了《野蛮的故事》和《音阶》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几部戏剧作品,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和《人类的诗篇》则是巴列霍死后才得以出版。

巴列霍曾经说过:“靠写作解决了生计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超群者的头上永远戴着荆棘冠……我命中注定要做一个高贵的穷人。”

是的。这个高贵的“穷人”以奔赴地狱的自绝方式,确立了拉丁美洲文学的高度,让世界重新聆听到来自安第斯山脉深处的歌声。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青海。1983年开始写诗,1994年出版诗集《李南诗选》,2007年出版双语诗集《小》,2014年出版诗集《时间松开了手》。作品被收入国内外多种选本。现居河北石家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