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帅被玩火者颠覆 迟尚斌下课没结果是唯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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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鞭炮替代了话别醇酒,叫嚣、狂狷和无知不假思索地腰斩了深圳足球与迟尚斌之间的足球情缘。恩已断,此怨绵绵无决期。

“合法伤害权”的使用权限在加剧扩散,潜规则的地盘越圈越大,普拉诺它们化合成致命的毒药,中国足球真地完蛋了。公理是什么?它比阴毒高尚多少?正义是什么?它比邪恶好玩吗?别扯淡了,关注中国足球好像并不比听“披头士”哼唧《Let it be》(《任它去》)有趣。

人们不是忙着活,普拉诺就是忙着死。中国足球在忙着死。迟尚斌罹遇了中国足球的黑夜,而黑夜正是死亡的可怕匿名。他像蒲公英那样飘落于深圳,无论这粒种子的力如何,至少它还蕴藏了一种相对稀缺的东西——作为一个好人所具有的道德观念。可他遭遇到的却是最现实主义的尴尬:好人难做。

如果“血酬”真可以等值于“命价”,那么在中国足球的生命与其生存资源的二元交换中,殇者逝者就应该换来中国足球的觉醒和进步。很可惜,很可怜,很可悲,“血酬定律”对中国足球来说,完全失效了——就连暴力也没能建立起规矩。“二十年祭”,“5.19”,“一个时代的缩影”,你能说出它们有什么指向意义吗?可笑!中国足球古今一般同,一片苍茫万古如斯,永劫不复,像被埃及法老附了恶毒诅咒!

出售好人和正义的边界总会老去,公堂就要审判暗局,仲裁者终会法办做局者,……你确定?累累沧桑含在眼里,独不见中国足球乍现太阳初生般的美丽。

存疑和给想像与揣度设限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迟尚斌与“李玮峰们”的恩怨情仇上。

迟尚斌能不能代表绝对的正义,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界说“正义”的尺度无远弗界,而且在中国足球的范畴内,“正义”与“邪恶”本身就被无数的狭隘考量裹胁。

斌者,既文又武,但迟尚斌对这种相互渗透的行为学指南的参悟总是迟了那么一点点,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参悟透,或许他根本就不屑参悟透这些,他奉行“规则、纪律、战术”。从文治到武治,迟尚斌经历心灵历险的时间至少应该晚来一些,但他展现给外界却是动辄的惊险一跳。如果茶楼、酒吧、KTV包房能成为迟尚斌与球员消缓甚至泯除恩怨的谈话场所,那么迟尚斌也许能将他的深圳之行的终点再往后延迟一段。

只要迟尚斌还把球员浪迹于酒肆和各类声色场所卡以道德标尺,把因此而导致的球员晚训、拒训,甚至暴力指数级别更高的“大佬”的寻衅、对抗,结党营私,威逼异己视为“邪恶”,那只能证明他的为人太好了,而他作别深圳也只是初一和十五的问题。

一个人的性格优缺点在不同时代和现实环境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迟尚斌之憾,只在于他在“时务”的判断上有些木讷。区区一点,就足以致命了。

把迟尚斌定格为“足球英雄”不是特别恰当,因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足以改变历史,更何况改变一个小小的中国足球历史。时至今日,中国足球也没能产生一个英雄。一旦足球问题有必要用哲学式争辩来阐释,它本身就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探讨必要了。足球就是一个简单体。

在前苏联解体的历史当口,阿布拉莫维奇靠他的精巧与钻营积累下充满原罪的资本,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足球发生浓厚兴趣,也不妨碍他把“道德”很值得怀疑的穆里尼奥请到切尔西。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支强大的切尔西的出现,然后是无数球迷向切尔西投降膜拜。即便切尔西真的有些痞子气,它也比健力宝雅致无数倍,因为“蓝军”把最精彩的足球奉给世人,因为切尔西上下都把足球视为乐事和生命。

迟尚斌可以选择继续做一个好人,然后在速变的时代,在慢慢甄别中国足球道德的迷幻更张——甚至连这也只能是按个人取向。异型,十年,二十年,绝不妥协。达尔文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先知,“适者生存”是他灌给后世的永恒迷药,也是永恒的清醒剂。

“有希望是件很可怕的事。”在电影《月黑高飞》(又名《肖申科的救赎》)中,安迪·杜弗瑞的狱友充满善意地警示他。因为他知道肖申科监狱和地狱没有什么两样。安迪·杜弗瑞可以违背监狱长的命令,把美妙的音乐放给耳朵尘封已久的狱友们听,他可以用袖珍小铁锤掘一条八百英尺长的洞,但他获得自由后,却选择到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自我放逐。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已经恢复自由身的安迪让罪恶的监狱长付出沉重代价后,他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尽是肖申科,自由、正义和真理只存在于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归隐是否就意味着迟尚斌失败了?坚持与中国足球的腐朽抗争,是否就意味着迟尚斌有胜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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